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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牽動人心，如何在春節假期結束后確保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也成為各地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典型的人傳人特征，加之潛伏期長和隱匿性強，為防疫工作帶來很大困難。除了要加強農村和社區的基層管控力度，還需要更好地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信息技術，讓數據多跑腿，并服務于精準防疫和決策支持。
在搜尋和定位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方面，大數據技術已經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多次提到。
1月28日，她接受央視《新聞1+1》專訪，指出要利用大數據技術來應對無癥狀感染者和無意識的密集接觸者。她指出，“這個事情給我們預防帶來很大難度，但現在我們有一種非常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利用大數據的信息化手段，就是你本人不知道你周圍的人是感染者，但是大數據它會告訴你，你作為接觸的人可能是疫情感染者。……現在大數據互聯網時代把每一個人的流動情況可以摸得很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同SARS時不一樣了，有這樣好的現代化技術和手段，應該得到充分的利用，發揮它的作用來更好的發現傳染源，控制傳染源。”
1月29日，李蘭娟在受訪時再次指出，“現在社區力量的發揮力度很大，我們現在提倡借助大數據信息化的手段，進行信息收集，幫助找到傳染源。”1月31日，她對海南連線受訪時強調，“要利用信息化和大數據監控手段，把有疫區接觸史的人，包括他周圍有過接觸史的人，通過大數據的調查進行明確。”
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普通民眾，都希望獲得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全面信息。當公共衛生專家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來自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時，人們都在關注2019年12月曾經逗留該市場的人員有多少，他們去了哪里。當武漢市長周興旺透露春節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時，人們想知道這些人去了哪里，其中有多少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當湖北省以外的省份出現疑似和確診患者時，人們希望了解這些患者去了哪些小區和場所，哪些人可能同他們無意識地密切接觸了。
來自鐵路、航空、電信、搜索引擎、社交媒體等方面匯聚的大數據，為搜索和定位來自武漢特別是華南海鮮市場的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提供了決策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民眾的顧慮心理和恐慌情緒。在1月30日國家衛健委新聞發布會上，中國鐵路集團客運部主任黃欣表示，“鐵路部門一直高度重視提供旅客的信息，我們為了提供這些信息，專門成立了數據分析的團隊，向各級政府的防控部門依法規范提供信息。”顯然，這些方面的數據為各地區摸排流動人口并縮小搜索范圍提供了精準指南，也為有效提高疫情防控效率提供了技術支撐。與此同時，阿里巴巴等電子商務企業利用平臺數據和計算能力，為醫療物資調配等提供技術支持，大大助力疫區醫療物資短缺問題的破解。
大數據助力“互聯網+防疫”模式
同17年前的非典相比，我們這次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時，雖然仍然有面對未知問題的同樣緊張，但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普及，則為我們開啟了“互聯網+防疫”模式，使我們在防控疫情時的效率和效果都得到了空前增強。
我們看到浙江省政府利用手機App“浙里辦”，很快就建立了新型病毒公共服務管理平臺，凸顯了當地“互聯網+政務服務”的能力。該平臺包括主動申報與疫情線索提供、互聯網醫院新型肺炎通道、居家醫學觀察服務與管理、集中醫學觀察服務與管理、信息發布與健康教育、網上智能問診與人工服務等功能模塊，使人們可以“一個平臺”搞定防疫。
我們看到江蘇省無錫市民卡服務微信公眾號開通了無錫“疫情防控一點通”服務平臺，實現了“疫情防控一點通”，使當地居民做到“疫情有數，防控有術”。從該平臺可以看到自我申報和疫情線索等功能模塊，居民還可以查詢無錫本地的實時疫情地圖。
我們看到微信公眾號“丁香醫生”開發了中國疫情動態地圖，而“蔚藍地圖”將其精細化到地級市層面，使每一個關心疫情的人可以準確定位和及時查看疫情動態。1月29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易智瑞公司推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分布系統，為人們查詢信息提供了權威來源。
當人們在擔憂自己所乘坐的航班和列車是否存在病毒感染風險時，可以登錄無糖信息開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相同行程查詢工具。只需要輸入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和時間，就可以精準查詢自己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否有確診患者，并可以據此及時自我隔離醫學觀察。這些查詢信息都來自權威的官方媒體報道，想了解詳情的可以點擊鏈接確認新聞報道。
我們看到騰訊較真辟謠專設疫情防控專題，對涉及疫情防控的相關謠言進行權威辟謠。
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數據技術的防疫價值
雖然大數據技術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已經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挖掘。為了進一步提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和普及，使之更好地助力疫情防控，需要在如下方面加強大數據的采集、共享、挖掘、利用和增值。
首先，大數據要實現跨部門的共享共用，才能最大化其潛在價值。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并沒有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在采集疫情相關數據方面仍然采取的是手工作坊式的人海戰術。比如，通過打電話、微信群等方式填報數據并逐級上報。這使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打架”，跨地區、跨層級和跨部門的數據共享也難以實現。很多部門為了獲得數據經常需要重復采集和多次返工，大大降低了防疫效率。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疫情防控一線的基層干部飽受形式主義的困擾，各個部門要求重復報送各類表格。有受訪者坦言，“明明是同一件事，卻有六七個部門要求報六七個不同的表格”。這反映出不同部門之間沒有共享數據，既增加了基層負擔和干部空耗，也使數據不對稱和不一致的風險加大。如果能夠像浙江省等地那樣采用一張表單進行數據采集，并為各級各部門提供數據采集和使用權限，那么就可以解決跨部門的“數據煙囪”問題。
其次，大數據的核心在于互聯互通，即通過個人識別碼將不同部門和領域的數據加以互聯，從而更加精準地對人群進行“畫像”。比如，一個人乘坐網約車、使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并乘坐了火車或飛機，那么就需要將這些不同來源的數據聯結起來，才能對其進行精準畫像和定位。但是，不同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的數據是割裂和分散的，并沒有加以有效整合并用于疫情防控。比如，很多鐵路旅客提供的實名信息并不包括住址和聯系方式等信息，這使其提供數據的可用性大打折扣，即便知道誰感染了病毒或密切接觸了患者也無濟于事。直到2月1日，鐵路部門才要求購票人在購票時提供每名旅客的手機號碼，以便于及時取得聯系。
過去我們經常說政府掌握了八成的數據，但是這個說法需要進行修正了。與企業存儲的數據相比，政府掌握的數據“小巫見大巫”。目前大數據主要掌握在電網公司、鐵路集團、電信公司以及各類互聯網公司，而政府部門掌握的數據無論在量級、更新頻次和復雜性方面都無法比擬。對于這些企業采集的個人數據，在所有權和使用權方面仍然還有爭議。但是，如何推動互聯網公司和公用事業企業為政府部門、科研機構和公益組織提供支持，使其能夠開展數據采集、數據存儲和數據分析，是大數據助力防疫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
再次，政府部門掌握的數據要向社會公開，使企業可以據此開發更多的應用功能，并將其同其他數據聯結后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和社會福祉。與此同時，民眾也能夠通過政府部門開放的數據，更加及時了解訊息并避免恐慌情緒。
在公開的目的、形式和用途等方面，數據開放與信息公開不同。信息公開主要是為了增強政府透明和問責，而數據開放則意在通過政府數據創造商業和公共價值。數據開放意味著政府開放的數據是細顆粒度和可機讀的，并能夠同其他數據集互聯互通，從而進一步開發利用數據價值。但是，目前政府數據開放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同防疫需求有很大差距。
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的研究顯示，目前各地衛健委在發布疫情相關數據方面還有提升空間。同政府部門格式化的信息發布相比，企業和民眾更希望獲得定制化的、及時的、細顆粒度的和可編輯的數據。這一方面可以降低企業采集和利用政府數據的成本和難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民眾獲得同自己最相關的信息。為此，同疫情防控相關的政府部門應結合政府數據開放要求，盡快改進信息公開方式和形式，使之更好地服務于防疫工作。
此外，大數據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數據利用的價值，另一方面則是數據泄露的風險。此前已有報道，部分地區采集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信息，但是卻沒有有效保護，致使這些敏感的個人隱私信息外流。特別是來自武漢市和湖北省的人員，因為信息泄露而受到人身攻擊和“污名化”。因此，政府部門和企業在為了防疫而利用大數據時，要將保護患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個人隱私放在首位，避免因為隱私信息泄露而導致的各種問題。
最后，大數據不是萬能的，我們還需要同時采取其他常規措施，雙管齊下地將大數據的潛能進一步釋放。大數據看似精準，實則仍然是概率估計，至于密切接觸者是否感染病毒，仍然需要線下人員的排查和追蹤。比如，浙江省和杭州市充分運用“大數據+網格化”等手段，精準滾動排摸相關人員，嚴防疫情跨界輸入，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應用案例。
除了大數據，我們還需要挖掘和利用“深數據”。大數據覆蓋人群廣，數據量大，但是采集的數據可能是表面的膚淺信息。深數據是通過觀察、訪談等定性方式獲取的非結構化數據，涉及的人少，但是掌握的信息卻更豐富。城市社區是典型的陌生人社會，一些家庭甚至門到門都彼此不認識，需要大數據定位和社區摸排。農村地區則是典型的熟人社會，左鄰右舍相互熟悉，小數據就可以一清二楚。將大數據與深數據結合起來使用，對于提高防疫決策的精準度和有效性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