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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隨著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以下簡稱“北數所”）的發起成立，近年來不溫不火的大數據交易所重回輿論場中心。根據官方消息，北數所將以培育數據交易市場、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為核心，打造立足京津冀，輻射帶動全國，面向全球提供服務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
2015年起，受互聯網金融和數字經濟爆發驅動，多省市出現過幾輪數據交易平臺興建熱潮。但相比市場化大數據公司的野蠻生長，由政府背書甚至主導的大數據交易所模式卻頗為消沉。截至今年4月，國內已公布的（含籌建）的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已超過30個，但業務活躍的寥寥無幾。
這其中，既有頂層設計、法律法規的缺位，亦有關鍵技術未成熟和體制機制的束縛。
據悉，目前市場最成熟的大數據應用就在金融信貸記錄，而大數據交易所里，70%以上是帶有金融屬性的數據。
在數據要素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驅動下，大數據交易所再次升溫。北數所的出現代表了一種新的路徑探索，其技術突破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此前困擾數據流通的最大難題——數據所有權爭議以及數據的濫用。但這一商業模式同樣面臨重重挑戰，能否走通有待時間的檢驗。
規范金融應用技術
從2014年成立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開始，各類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在國內遍地開花，但在2017年之后開始降溫。2018年到2019年，市場一度凍結。
“有立法健全和司法打擊力度提升的影響，大數據問題動輒上刑事，合規成本高企，各地傾向按兵不動。”一位上海國資大數據公司內部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不過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業務很難推進，根本上模式就不成立”。
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我國大數據的交易模式可大致劃分為四種：政府牽頭或背書的交易所（中心）；行業機構為主的行業數據交易模式；大型互聯網公司、大型IT廠商為主導的數據交易平臺；垂直數據服務商主導的市場化數據交易模式。這其中，后兩者主要以盈利為主要訴求，而大數據交易所（中心）因其權威性和合規性最強，對我國數據合規定價與流通的意義最大。
但大數據交易所模式始終不溫不火。2015年4月，號稱全球第一家的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掛牌成立，一度引發關注。根據《貴州日報》公開信息，截至2018年3月，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會員數量突破2000家，接入225家優質數據源，交易額累計突破1.2億元。但此后，該交易所未再公布過相關交易數據。
一位大數據行業第三方技術公司高管向記者透露，不少大數據交易所的1.0模式就是把從地方政府、地方國企拿到的數據放到平臺上，有機構需要交易，就開個API接口把數據連上。但后來發現，這種方式下的數據用途和用量根本不可控，接入數據交易的技術方、需求方、中介方等都可能違規私下截留數據，甚至將數據再“賣”給其他相關方。
前述國資大數據公司內部人士早年曾參訪華東某市大數據交易中心，現場有人就私下向其表示，如果有數據需求直接接定向采購就可以，為什么要經過交易中心，他們能提供什么價值？ 從第三方過一道，數據就會有被截留的可能。
2020年11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多方安全計算金融應用技術規范》規定了多方安全計算技術金融應用的各種要求。由全國金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歸口管理的《規范》，有助于實現在不泄露原始數據、保障信息安全前提下推動多個主體間的數據共享與融合應用。
事實上，隨著技術發展，一些大數據交易所已經意識到1.0模式存在的問題，于是進入2.0階段——建云，但還是未能解決數據泄露和數據濫用的問題。“在云上算一算再把結果給需求方，很多需求方仍會擔心：數據、算法甚至參數放到云上，泄露了怎么辦？”前述技術公司高管表示。
有別于銀聯、網聯這樣的“強牌照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大數據交易所可謂既無強牌照，也無強服務，這導致最終很多交易根本不發生在大數據交易所場內，交易所淪為了需求撮合的中介。
事實上，數據確權懸而未決導致數據難定價，這也讓大數據交易所的商業模式始終不清晰。一位華東地區大數據交易所高管告訴記者：早期大數據交易所曾采取按比例“分傭”模式，但推高了數據交易成本又不能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
“我們現在更多采取服務費的模式，比如有客戶需要對接一些相關方數據，我們將雙方模型部署后跑一個脫敏結果出來給到需求方。或者是需求方對與某一方直連數據有顧忌，一般會通過交易所，我們給出一個多方對接的解決方案。”他表示。
上述模式又很像市場化的數據服務商。他也承認：在這些方面交易所和市場化數據機構相比不占優勢，“我們一方面做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一方面做商業數據的流通，但優勢肯定還是前者，這兩者對能力的需求不一樣”。
制度短板
“明文數據（相對于密文數據的定義）的交易流通在理論上是一個偽命題。”華控清交董事長兼CEO張旭東向記者表示。因為明文數據一旦被“看見”就會暴露信息，就可以被無限復制和傳播，就無法控制用途和用量，就可能被濫用，就無法厘清“責、權、利”。在他看來，這是很多大數據交易所無法大規模推進數據交易的根本原因。
數據確權問題迄今無解。數據確權，指的是對數據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知情權、遺忘權、修改權、刪除權等一系列權利的確認。確權是任何資源市場化利用的前提，但在核心的數據所有權上，應該歸屬企業還是個人長期存在爭議。在去年出臺的《民法典》和《數據安全法（草案）》中，對此也沒有進一步明確。
早年間，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也曾發布《數據確權暫行管理辦法》及《數據交易結算制度》，嘗試登記數據所有權，然后對數據的使用權等進行公開競價，以實現數據的登記確權及變現。
但前述技術公司高管指出：這種“分離”和數據競價都是明文數據，而明文數據下面，所有權和使用權是沒法真正分離的。隱私計算需要的算力通常是明文數據計算的十倍，很長一段時間這項技術都沒有投入實踐之中。此外，這種競價所得的數據只是一次性的交易，后續數據的用途也并不可控。
根據北數所成立時官方披露信息，其正是通過多方計算技術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用途可控可計量”，實質上完成了數據使用權和所有權的分離。這也是市場定義其為“新型”大數據交易所的重要原因。
這項技術來源于國內多方計算領域頭部機構華控清交，是北數所的四個發起股東之一。
“面對數據所有權難題，既可以等到法律規章明確后再依法合規地操作，也可以先摸著石頭過河，從數據的使用權和受益權入手進行探索。”張旭東向記者表示。在他看來，如果利用技術手段把數據“可見”的具體信息和用不著“看見”就可以用于計算的使用價值分離，并能夠對數據使用價值的具體用途和使用次數途進行控制，實質上就可以把數據的使用權從所有權中分立出來，為厘清數據使用的“責、權、利”提供技術手段。
張旭東認為：交易所流通的應該是數據的特定使用權，而不是明文數據本身。“交易所應該是餐廳，而不是菜市場。它出售的不是數據原材料，而是特定的計算結果。數據可用不可見和規定數據具體用途用量可以使數據的特定使用權成為有限的供應和有限制的需求，繼而可以通過市場供需進行定價并大規模地交易流通。”
據透露，這套底層交易系統已經跑通，華控清交也正在建議和推動數據使用權的地方立法。
技術突破為中國大數據交易所解決確權和定價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但這一市場的發展仍嚴重缺乏機制保障。除了立法層面缺失，地方在規劃和執行層面仍處于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
前述大數據交易所高管就表示：目前交易所基本是各省、各部門各自為政，跨區域跨系統很難打通關，很多不同單位之間數據格式、字段內容不統一，接口不兼容，制度制約不能讓數據價值有效流動。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對于數據流通的看法還非常初級，“他們認為數據是自己的、本省的，但數據其實是沒有地域限制的，這些都還需要三到五年的改造過程”。
而創新技術在解決多方問題上，也很難采取標準化方式。例如北數所目前采取的是數據分級管理——針對無條件開放的公共數據，通過北京政務數據資源網向社會免費開放；針對金融領域數據，采用授權調用、共同建模等方式，開展協同應用服務；針對高價值的多方數據，通過新型數據交易平臺，采用多方安全計算、聯邦學習等技術，支撐數據使用權交易。
一位業內人士就向記者指出：金融數據為什么沒辦法通過新型數據交易平臺交易，也值得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