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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編者按：近日，省教育廳會同14個部門聯合起草《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并面向社會公眾征求意見。7個方面、33條舉措組成的《減負方案》中，有一點引發熱議：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不做作業。“少做作業”如何真正減負提質？在杭州，多所學校已先行一步，通過大數據形成的“學校大腦”，幫助老師更了解學生，讓學生少做無用功。學校多“思考”，孩子是否真的能“微笑”？
撫寧巷58號，杭州市建蘭中學。
1000多名學生信息、近萬條教學文本、67萬條以上的學生行為日志數據……教學樓內，酷似太空艙的金屬門緩緩向兩側分開，露出實時滾動的數據大屏，勾畫出一道數字時代的學校風景。
今年9月，2019杭州·云棲大會開幕當日，杭州城市大腦新物種——建蘭“學校大腦”正式發布。通過兩年多時間的數據積淀，建蘭中學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教育實驗——運用“學校大腦”為基礎教育“提質增效”。
上城區教育局局長項海剛介紹，上城區將在充分進行“建蘭大腦”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對轄區所有的中小學校進行大數據革新，最終實現打造“學校大腦”的初衷——讓大數據幫助每一所學校為每一個孩子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服務。
目前，杭州天長小學、惠興中學等已先后啟用各自的“學校大腦”沉淀數據；寧波、臺州等地中小學也紛紛來杭取經，浙江教育界正掀起一股大數據熱。
把大數據應用到教育領域，會產生怎樣的火花？記者走訪部分杭城中小學，展開調查。
定制作業
跳出題海也能進步
最近一年，建蘭中學八年級學生嚴暢想的課后作業發生了一個小變化：數學作業本比其他同學的薄了，里面去掉了最難和最容易的習題。與此同時，她的作業里還多了一張“嚴暢想個性化習題”。
本學期開始，惠興中學九年級學生小卓的作業，也發生了一個小變化：每周日晚飯后，他就會準時做一套特殊的科學題，題目不多，也就四五道，但是他一開始做得特別累：“都是我沒掌握的內容。”
嚴暢想和小卓的“特殊作業”，都來自于各自學校的“大腦”——根據以往的錯題記錄，“學校大腦”用算法從題庫中“打撈”出“專屬作業”，兩人只需花10多分鐘時間完成練習，通過家長手機上的釘釘傳給“大腦”，答題數據就會記入最新的學習檔案。
“學校大腦”的個性化習題推送功能，可以有針對性地查漏補缺，讓孩子少作無用功。2018年下半年，建蘭中學在阿里巴巴王堅博士的關注下啟動“學校大腦”建設；2019年下半年起建蘭中學邀請聯盟學校惠興中學加入“學校大腦”。
在“建蘭大腦”和“惠興大腦”中，存有學校校本教材、老師假期里提前錄入的個性化題目和專題題庫等。通過沉淀數據，“學校大腦”會自動過濾過于簡單和過于難做的習題，根據每個孩子的“歷史數據”，用個性化作業補足，從而幫助學生查漏補缺，實現“減負”。
建蘭中學英語老師吳晨君做過一個統計：對比兩個自愿參加“建蘭大腦”英語學習的班級，參加人數多的作為實驗組，參加人數少的作為對照組，結果發現，經過一個學期的個性化“指導”，在不增加作業負擔的情況下，實驗組的班級英語成績標準差大幅縮小，“這意味著孩子們之間的成績差距在變小，優秀的孩子依然優秀，但是成績中等甚至偏下的孩子追了上來。”
談到過去的自己，小卓用“亂”字形容——字寫得亂，學習思路更亂。但是自從拿到這套特殊的科學題后，一切都不一樣了：“時間沒多花，成績卻上來了！”他習慣性地撓撓頭，露出靦腆的笑容。
“這次期中考，小卓的科學成績年級排名提升了29%，總成績較上學期也進步了。”班主任周慧敏告訴記者，針對性的練習，大大提高了孩子的思維能力。“小卓第一天的作業，沒有解題過程，字也東倒西歪。但是現在，解題步驟非常清晰。”
嚴暢想的數學成績也“坐上了火箭”。但更令她開心的，是對自己的學習短板有了清晰的認識：“代數和同底數冪的運算，我相對薄弱一點，還需要多多鞏固和提升。”
“如何為學生科學減負一直是困擾教育界的難題。我們嘗試用大數據科學調配教育資源，幫助孩子把作業少下去、分數提上來。”建蘭中學校長饒美紅說。
負擔沒加重，成績上去了，家長的焦慮感也少了。“一些家長干脆取消了孩子的課外輔導班。”建蘭中學數學老師沈曉琳告訴記者。
因材施教
有的放矢提質增效
期中考試剛過，建蘭中學年輕的數學老師張軼婷就忙著準備教案：她要給來自省內10多家中小學校的教研組，上一堂不一樣的數學課。為此她要依靠一位特殊的“助理”，提前對班里孩子們進行摸底。
“我的公開課是關于二次根式的，涉及到七年級的算術平方根內容。” 張軼婷告訴記者,公開課前，“助理”會分析孩子們的預習作業，給出他們對七年級知識的掌握情況。她將依據這些數據，調整教學方案，確定知識復習時間占比。“以前是憑教學經驗，現在大數據能讓教案更科學。”
在課堂精準教學上，建蘭中學英語老師馮琛也開始向“助理”借力。根據“助理”推送的學習報告，馮琛可以辨識出，學生們處于“初二中級”“初二高級”“初二初級”等水平的哪個階段，“這會成為我課堂提問的一個依據，不同難度的問題，可以交給不同水平的學生來回答。”
張軼婷和馮琛提到的這位“助理”，正是藏身“太空艙”卻將觸角覆蓋整個校園的“建蘭大腦”，它將數據課堂融入到研究型學習中，讓老師能夠因材施教。
學音樂響起，天長小學六（2）班的孩子們卻不著急回家，他們習慣性地抬頭看向大屏幕。在那里，班主任的小助手趙哲睿正在錄入他們當天的在校表現。
趙哲睿已經操作了近一年“天長大腦”。“這系統可方便了，點點老師提前設置好的標簽就可以錄入，而且這些標簽都是成對兒的。”記者看到，在錄入系統中，英語聽力，“聽得懂錄音材料”和“聽不懂錄音材料”是一對兒；英語口語，“需要示范回答問題”和“不需要示范回答問題”又是一對兒。
六（2）班班主任陸白琦，是最早用上“天長大腦”的班主任。2019年的春節，她幾乎泡在學校里，創建分層題庫、設置常態化標簽，并和技術人員反復對接。“這些常態化標簽，可以對學生的課堂及作業情況進行實時、多維評價，讓家長全面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現，老師也可以通過數據積累對孩子的發展進行觀察分析，從而了解每個孩子的特質，為差異化教學提供支持。”
據了解，目前建蘭中學近80%的學生都自愿加入了“建蘭大腦”計劃；加入“建蘭大腦”計劃的教師，也從最初的7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170多人，學科則從數學、英語延展到了科學、社會等。這也意味著老師在日常教學之外，還要承擔給“大腦”習題貼標簽、在習題單上寫評語、每月更新教案等額外任務。
這些老師為什么選擇加入“學校大腦”，是什么吸引著他們紛紛走出教學的“舒適區”？
“輔導學生的時候能更加有針對性。”建蘭中學數學老師曹健回答說，一位老師往往要面對同年級80多名學生，無法掌握每個人的學習情況。通過“學校大腦”畫像，老師只要點點手機，就能回看每名學生已掌握的知識點以及有待補足的知識點。
“如果說，以往的課堂教學內容，來自于教學大綱、教學經驗和對學生的模糊判斷；那么‘學校大腦’則給老師們帶來了新的思考和啟發，為教學個性化提供了精準的數據支持。”惠興中學校長王超說
全面發展
呵護孩子無限可能
讓“大腦”入駐校園，讓教育“聰明”起來，本質上，是為了讓孩子實現全面的發展。
“素質教育最需要解決的是時間從哪里來的問題，大數據把時間還給了孩子。”建蘭中學語文老師梁小平是“建蘭大腦”的創建者之一。在她看來，“學校大腦”有助于讓學生和家長擺脫分數焦慮，關注教育和成長質量本身。
“‘大腦’賦能讓學生提高學習效率，騰出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學校也要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的教育滋養。”饒美紅告訴記者，在建蘭中學，數據大屏上不斷更新、沉淀著學生行為日志，包含學校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些數據對應“建蘭修煉”中方法素養、學科素養、自我素養、國際化素養、社會素養等五大素養的66個指標。小到一次垃圾分類，大到全校科學周上的表現，學生的每個行為，都會通過老師在“學校大腦”手機端的日志在“建蘭修煉”中留下痕跡，最終形成學生個性化成長成熟度評估結果。
“‘建蘭修煉’是在國家頒布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框架下，結合校本化實踐和加德納九大多元智能理論，形成的獨特評估體系。”建蘭中學德育副校長周素穎說，“‘學校大腦’提供了實踐教育理念的新手段，它讓不同的種子成長為姿態各異的大樹，呵護了孩子們的無限可能。”
惠興中學后勤管理部主任劉海軍，2018年開始為“惠興大腦”建數據庫，起初只有4個班級參與，現在，所有班級都加入到了“惠興大腦”中，每個班級每天至少要發送150條學生信息。
“以前，看到學校來電，我就很焦慮，第一反應就是孩子表現不好。現在，釘釘一響，我馬上開心地去看，因為里面有很多孩子在學校的細節評價，而且多數都是鼓勵。”惠興中學一名七年級學生家長告訴記者。
“借力‘學校大腦’的快速反饋，家長眼里不再只有學習成績，還有孩子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班主任也積累了一套量化考核數據，以便在年底對孩子進行德育綜合考評。”劉海軍說。
“學校大腦”也讓家長及時看到了孩子的短板。周女士的兒子在建蘭中學就讀，上學期她收到了“學校大腦”生成的個性化“建蘭修煉”能力分布雷達圖，圖中“自我實現”的面積很小，這也意味著孩子可能有點膽小。
“我沒想到在家里大聲唱歌的兒子，在學校里會這樣不自信。”為了鍛煉孩子的膽量，周女士鼓勵他每天向老師提一個問題，還提議他參加元旦匯演。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孩子自信多了，解決問題和分析數據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學校大腦”與《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里因材施教的適性教育理念相契合。省教育廳教研室主任任學寶說：“教育就是要尊重差異，時時刻刻關注到孩子的閃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