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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1人工智能作為人類社會步入21世紀信息時代的標志性成果，其在數字經濟社會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文明發展，乃至全球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發揮著日益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各個國家產業結構換代升級與產業生態格局構建的重要引擎，型塑著人們從事投資、生產、生活、交往的方式，型構了大數據時代全球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新面貌。而其在全球金融監管領域的推廣應用使反洗錢能力發生顛覆性變化，彰顯出與傳統反洗錢監管體制機制、監管體系、內控機制、國際合作所不可比擬的優勢，成為國際社會、發達國家共同一致的選擇。
一、人工智能在反洗錢監管體系中的特殊地位與作用
洗錢犯罪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與金融安全，是文明國家乃至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一顆毒瘤。自1989年國際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成立以來，世界各國不斷加強對洗錢犯罪行為的打擊。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立場和方式，率先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禁毒公約》締約國的義務，相繼頒布了反洗錢法及行政法規，建立反洗錢監管、執法、司法機構，推動國際反洗錢反腐敗雙邊與多邊合作，贏得了國際社會高度認同與贊譽。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高科技迅猛發展，國際間貨物、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活動與日俱增，國際資本、信息、交易、結算量呈指數增長，給各國反洗錢國內監控與國際合作帶來嚴峻挑戰，包括：反洗錢程序（AML）面臨人工負荷量重、數據密集的精準性難以有效把握，洗錢監管呈現滯后性、打擊犯罪有效性不足等；反洗錢存在國內協作與國際合作諸多障礙。正如FATF對有關國家《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互評估報告》所指出的：金融機構在客戶識別、驗證等方面存在明顯缺陷。其根源在于普遍遭遇資源、人才、科技、財力等條件制約，給洗錢、恐怖融資等活動提供了利用義務機構“數據孤島”的漏洞。
中國作為“后發式”發展大國，高度關注高技術及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金融監管及反洗錢工作。實現了“磁條信用卡技術”運用，“網上銀行、無卡支付”技術推廣，“機器人客服、智能風險定價”的三個歷史性飛躍及轉型跨越，目前正在探索區塊鏈技術應用于數字貨幣的推廣普及。全球無論是各國反洗錢實踐還是反洗錢國際合作都證明，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高科技應用，有助于控制風險、降低交易決策成本；有助于縮短洗錢風險問題的識別時間，減少人力成本；有助于快速判斷風險、精準防控，提升防范金融風險與洗錢監控有效性精準性，更有利于國際反洗錢合作的高效性協調性，等等。
二、人工智能應用于反洗錢監管的進路
人工智能技術生產、推廣、應用受到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在發達國家常常受到其政治模式的羈絆，成為政黨競爭執政的公共政策抑或技術方案的選擇工具，其政治抉擇與實踐常常形成效用不確定或者邊際效應遞減的狀態。但人工智能天然的技術性、中立性、科學性的特質，使其在各國理性選擇中具有共同的路徑，表現在：一是完善數據收集模式。即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將其運用在反洗錢監控體系，廣泛收集數據資源，創建數據網絡，確保數據內容的全面性，提升數據分析的效率和效果，為金融監管與反洗錢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二是優化數據篩選機制。形成基礎性數據篩選保留、重復信息有效刪除、過期信息自動更新的精確隨機篩選網及其運行機制，為金融監管與反洗錢提供可預期預測預警的有效技術工具。三是織密大數據維護系統。即在金融監管與反洗錢系統中植入大數據維護系統，精準分析客戶性格、行為、生活及其投資、交易、消費偏好，自動化提供風險評估、洗錢識別、預警提示，形成金融監管與反洗錢監控的科學決策輔助系統。四是確保數據信息精確度。創建反洗錢大數據信息庫與大數據平臺，統一數據管理標準，利用關聯分析、模型分析等，高效、自主、準確提取可疑交易信息；針對金融創新性產品、金融服務特點，自動分類并提供交易數據信息，確保金融監管與反洗錢監控數據的精準性。
三、人工智能在反洗錢監管應用的前景
基于區塊鏈技術數據共享，打通參與機構間信息孤島形成數據鏈條，在兼顧隱私保護、信息安全和保密的前提下實現數據互通，釋放數據價值等優勢，我國積極探索構建數字貨幣系統，以推進金融監管與反洗錢能力現代化。以2020年10月11日深圳羅湖區“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為標志，開創了全球金融體系改革之先河，未來將在反洗錢、反恐怖融資領域發揮巨大作用。從國際金融體系而言，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結算體系。70年來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整體性興起過程中深受這一體系之弊所束，全球人類社會共同創造的財富被少數發達國家利用而取得金融規則制定權，美元替代國際貨幣印制發放權，從而不斷流向少數發達國家。數字貨幣的誕生將直擊國際金融體系之弊的要害，成為抵御美元霸凌的有效杠桿，在促進WTO框架體系下全球貨物、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的便利化、市場化、一體化，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維護國家經濟主權，推動各國主權平等、開放合作、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對于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而深遠。
